民国时期的简化运动

民国时期的简化运动
1919年，五四运动。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改革汉字的呼声逐渐高涨。一些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提倡“洋字”，高喊“汉字革命”的同时，也提出了汉字简化问题。

1920年，钱玄同在《新青年》第七卷第三号发表《减省汉字笔画的提议》一文。

1922年

钱玄同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第四次大会上提出《减少现行汉字的笔画案》，得到会议的一致通过。
钱玄同主张汉字拼音化，认为拼音文字是治本的方法，简化汉字是指标的方法。
钱玄同批判明清二代“倒行逆施”，把复古者排斥宋元以来的简体字、非议汉魏碑碣上面的字体的行为斥为“毒焰”，深刻地揭露其严重的危害。
钱玄同分析简体字的八种构成方法：
1.删多笔画的部分，保留轮廓。
2.草书楷化
3.采用部分笔画
4.采用古字。
5.更改声旁。
6.另造形声字。
7.假借它字。
8.用简单的笔画代替多的笔画。

1923年，胡适赞同“破体字”的创造与提倡。他赞扬钱玄同等人提出简化汉字的主张。此外，他还在《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发表赞成简化汉字的文章。

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热心于简体字运动工作者在《语丝》《论语》《太白》《教育与民众》等20多种期刊和《京报》副刊、《申报•自由谈》等10多种报纸发表提倡简体字的文章，并陆续出版研究简体字的专著。

1928年，胡怀深出版《简易字说》。


1930年
刘复、李家瑞出版《宋元以来俗字谱》，收录1600俗字。
卓定谋出版《章草考》。
陈光尧出版《简字论集》。

1931年，徐则敏出版《常用简字研究》。

1932年，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编出版《国音常用字汇》。

1934年
杜定友出版《简字标准字表》（中国图书馆服务社出版），收简体字353个。
徐则敏发表《550俗字表》。
钱玄同向国语统一委员会提出《搜采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

钱玄同对《国音常用字汇》不满意。他提出议案，进一步阐明推行简体字的作用和方法。
议案提出搜采固有的简体字的六个来源：
1.通行的俗体字。
2.宋元以来小说等书中的俗字。
3.章草。
4.行草和今草。
5.《说文解字》中笔画减少的异体。
6.碑志造像及敦煌写本中的别字。

议案通过，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决定由钱玄同主持一个工作组负责搜采编印《简体字谱》，再由委员会选定，送交教育部审核后公布推行。

8月，鲁迅《汉字和拉丁化》发表。文中写道：“不错，汉字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但我们的祖先，比汉字还要古，所以我们更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这是只要还没有丧心病狂的人，都能够马上回答的。”

12月，鲁迅在《关于新文字》一文中进而表示：“方块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


1935年
钱玄同主持编成《简体字谱》草稿，收简体字2400多个。
《太白》半月刊主编陈望道，联合上海的文字改革工作者住址手头字推行会。
2月24日，上海《申报》刊载《手头字之提倡》的新闻报道。同时发表《推行手头字缘起》和《手头字第一期汇》。其他报刊纷纷响应，转载《推行手头字缘起》。

蔡元培、邵力子、陶行知、郭沫若、胡愈之、陈望道、叶圣陶、巴金、老舍、郑振铎、朱自清、李公朴、艾思奇、郁达夫、胡风、林汉达、叶籁士等当时文化教育界的知名人士200人，以及《太白》《文学》《译文》《小朋友》《中学生》《新中华》《读书生活》《世界知识》等15家杂志社共同发起。
《太白》《读书生活》《论语》等杂志带头使用手头字排印，使手头字几时地跟广大读者见了面。

8月21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第一批简体字表》。
第一批简体字表》的选字原则：
1.述而不作。
2.采用通行的简体

3.笔画甚简，不再求简。1935年8月21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共计324个。同时，公布《推行简体字办法》9条。
1.凡小学，短期小学，民众学校各课本，儿童及民众该物均应采用部颁简体字。
2.凡重印课本均采用部颁简体字。
3.新编或重印之儿童或民众读物，不用部颁简体字者，各校不得采用。
4.各学校考试答案，部颁简体字，得一律适用。
5.各省县市各新闻业，应由所在地主管教育行政机关，敕令在可能范围内，采用部颁简体字排印。
6.1935年10月3日，当时国民政府以中央政府主席、行政部长、教育部长的名义，通令全国要求全面推行简体字表。

所谓“中央要人、省主席、名流”等竭力反对，甚至演出了所谓“为汉字存亡请命”而下跪的闹剧。太原、香港等地出现反对简体字的团体“存文会”，要求“勿强制推行简体字”。

   
 



 
1936年
2月5日，教育部奉行政院命令，训令“简体字应暂缓推行”。

10月，容庚出版《简体字典》收录4445字。
10月19日，鲁迅去世。临终“答救亡情报访员”时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11月，陈光尧出版《常用简字表》。
1937年5月，字体研究会发表《简体字表》，收录约1700字。

败走台湾后

1952年
秋季，在一次国民党宣传汇报会上，蒋介石再次提出文字改革。他说：“我们的汉字笔画太多，士兵教育困难，学生学习难度也太大。我觉得汉字还是应做适度的简化。我的意见，与在大陆时期一样，先提出一个简化方案，再提交到会上来讨论。”

1953年6月，台湾中华民国教育部成立“简体字研究委员会”，有15位委员。

蒋介石指示“考试院副院长”罗家伦先在报刊上写些文章造舆论。同时，台湾当局的“教育部”根据蒋介石的指示，立即组织专家、学者研究简化汉字的方案。
国民党中央委员、著名学者胡秋原突然站出来极力反对。
胡秋原的主张得到台湾文学界和史学界的部分人的支持。于是，他一面利用“立法院”这个讲台，猛烈抨击提倡汉字简化的罗家伦等人，一面写文章向台湾民众阐述为什么不能简化汉字。此后一个时期，胡秋原联络一帮人在党内党外利用一切机会，反对简化汉字。

1954年
2月，台湾立法院廖维藩、胡秋原等106位立法委员提案反对简化文字。
3月17日，罗家伦在台湾传媒发表〈简体字之提倡甚为必要〉文章，南京中央大学出身的潘重规发表〈论罗家伦所提倡之简体字〉，掀起论战，周法高写了<简体字论战诤言>、<简体字答客问>、<论简体字>、<续论简体字(答胡秋原先生)>。

1969年4月10日，何应钦在台北的中国国民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为建议由教育部会同中央研究院，切实整理研究简笔字，以适应当前之教学实用以及光复大陆后文教设施之需要案”。会上得到中央评议委员李石曾支持，何应钦还编了收747个简字的《简笔字汇辑》。
台湾支持简化汉字的有罗家伦、陈大齐、毛子水、洪炎秋、胡适、王世杰、李石曾和论争前已经去世的傅斯年等北京大学师生和已右倾的前左翼严灵峰、任卓宣等文化人。
罗家伦们提倡简体字的失败，可说明罗和罗的老师胡适，在中华民国政府极力削弱新文化运动影响、复兴中华文化的国策下，已没有发挥的余地，《自由中国》案（雷震冤狱）更是胡适只被蒋介石总统当作点缀的最佳注脚。另一方面，尽管有何应钦等政治势力的推动，但教育界和学术界反对汉字简化的声音仍占主流，台湾政府对简笔字终究不热衷，何应钦回忆教育部处理他的简笔字提案“仅在民国59年（1970年）12月16日上午，约请了15位学者，举行了1次3小时的座谈会，便匆匆对本案作成否定的结论”。